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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敬畏与创造的赞扬——也谈文学的“批评”与“赞扬”

时间:2019-02-28 09:3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文学批评中的赞扬被“败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赞扬中敬畏的缺失——把属于更高级别的赞词送给了拙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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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叔湘翻译的《初民社会》中讲到,非洲通加人王国有位负有特殊责任的传令官,“他的职责是在每日早晨站在王宫大门前,高声赞颂国王先祖的伟业,而继之以责骂现任国王的无能失德”。这个奇怪的传令官,说不定正是人们眼中文学批评者的样子——一面赞颂着过往的伟大作品,一面指出当下作品的狭隘鄙陋。

  看似合理的类比,包含着一个并不合理的误解。仿佛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不过是例行公事的传令官,早就拥有了一把事先造好的文学标尺,根据这标尺指点江山即可。而这把标尺的来源是新老经典,诸如经典形象、经典腔调、经典句式、经典遣词……我们在谈论这些经典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经典是固有的,早就立好了各类标杆尺度。其实并非如此,经典和标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如果真有一把衡量文学的标尺,这标尺也处于不断生成中,而不会自然产生。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道:“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与艺术品一样,标尺的生成,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是无数人竭尽心智努力的结果。在经典被创造和创造性辨认(这恰好是文学批评的责任之一)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自然而然的标准。以固定标尺批评新作品的做法,是对过往的维护,而不是对未来的敞开。

  过于依赖经典的评论标尺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要求一个作家的新作品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标尺,否则就冒犯了文学的纯正趣味。一位按固定标尺衡量作品的批评家,会对饱含异质的新作品失去判断力,甚至在不经意间变为成见的牺牲品。这样的写作,多的是批评。正像余华谈到莫言的《欢乐》时写到的:“虚构作品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教条和真理,成为阅读者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标准,它们凌驾在叙述之上,对叙述者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它们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或一个圆规,所有的叙述必须在它们认可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越出了它们规定的界限,就是亵渎。”

  随经典而来的标尺极有说服力,用来比照新的作品显得游刃有余,写作者自身也会在指责中获得胜券在握的快感。“赞扬”几乎成了一个严肃写作者的禁区,大概就跟这种批评表现出的优越感有关。人们相信,赞扬不过是“镜子里的幻象”,还是批评来得更有力量,或者更能表明写作者智识上的诚恳。

  事实上,把“败坏”的赞扬当成全部赞扬的典型,就忽视了赞扬较为优异的其他品性,像是为了抵制假古董而忘记了古代艺术品的美。“败坏”的赞扬不外两路,一是把陈陈相因的滥调作为郑重的发现,一是假想作品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美德。前一路是乡愿作怪,后一路是以紫夺朱。无论是哪一路,都虚伪而不能反映真实价值。长此以往,写作者逐渐“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他自己”。

  在古代,“颂”是一种高贵的文体,因为它通向神明。按《诗大序》的说法,《诗经》里的“颂”,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在思想中把具备盛大之德的人的形象恢复出来,通过仪式与伟大的亡灵沟通,纯净自己的思想。屈原的《九歌》也是愉神之作,“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在这个写作的序列里,因为对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神看,写出自己的勇敢、节制和虔诚,写出世上的美好和庄严。

  “颂”的核心是敬畏,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一切的敬畏。文学批评跟任何写作一样,“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文学批评中的赞扬被“败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敬畏的缺失——无法感知那些高于我们的心灵,因而把属于更高级别的赞词送给了拙劣的作品。而真正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赞扬,即便最终无法达至跟那些伟大的心灵一致的程度,写作者毕竟是在用更好的东西来校正自己,从而不断地往更高的方向进步。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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