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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六、七年级作家:记忆内爆与伦理承担

时间:2019-02-28 04:26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七年级世代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忆,终究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真实 与虚构界线通通取消,而可能陷入不断重新开机的追索与寻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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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格言 陈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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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格言与陈栢青 作品《零地点》《小城市》
  在目前许多论述中,都倾向于把2000年之后台湾的“后乡土/新乡土”书写浪潮,与六年级世代作家的正式崛起画等号,包括范铭如、郝誉翔、陈建 忠等学者,都在论述中特别凸显台湾六年级作家在“后乡土/新乡土”书写浪潮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六年级作家对于台湾乡土书写的再进化的确功不可没,也足以成 为世代重要的标签,但六年级作家对于台湾文学史的介入,可以推移到199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酷儿(Queer)理论的翻译引介,伴随着四年级作家朱天文 《荒人手记》、曹丽娟《童女之舞》,以及五年级作家陈雪《恶女书》等重量级作品出版,洪凌与纪大伟以新世代之姿,结合既有的学术资本以及科幻、推理、奇幻 等跨类型叙事,在台湾文坛掀起新感官小说的新风,可说是台湾六年级作家创作的第一度“高潮”。

  然而这股高潮的背后,其实是一股亟欲回应全球跨国资本主义与都市文明的书写动能所形构出来的。到了世纪之交第二波崛起的六年级作家手里,原本作为主要命题的都市,让位给了乡土。因此,包括吴明益、甘耀明、高翊峰、张耀升、伊格言初期的作品,以及王聪威随后的转型,都被编入“后乡土/新乡土”的写 作阵容,一直到进入2010年代,另一波的转变才又开始萌芽。

  不过正当六年级作家甫站稳脚步之际,台湾的七年级作家已“成群而来”,2011年由杨宗翰策划出版的“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系列”,可以视为台湾 七年级作家在文学史的集体登场。黄崇凯在《台湾七年级小说金典》后记中指出,也许七年级作家因为本身知识条件、城乡差距的影响,使得感觉结构有所差异,但 可确定的是,他们一方面承继着前辈作家的文学系谱,一方面又共享着这个世代特有的集体经验“网路社群”。

  作为朱宥勋所称“重整的世代”的一员,陈栢青(叶覆鹿)同样也在2011年出版的《小城市》中,承继并重整了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本对于跨国 资本主义和大众电子媒体的关注,结合新世代在网路虚拟界面所体验的记忆、人际与情感关系,先一步成功地写出七年级作家对于现代文明思考的代表作。

  《小城市》是以多线叙述交织构成的小说,主要角色包括:出版《红色大书》书写了绑架案却造成伤亡、冲击了警察体制因而神隐,却被神秘的《新闻 报》编辑找到而委托假冒七年级撰写专栏的作家杜若也;直到三个月前才发现儿子叶渐渐是因为在捷运站被同学“杠子头”推落轨道变成植物人,并导致死亡的母亲 叶红蛮;还有即将跟市长柳子骥的女儿冥婚,却被刑警铁兵卫识破是婚姻诈骗准备逃之夭夭,而意外掉入市政中心抗议封锁线内的韩欢。

  然而随着杜若也对于自己接受的委托案的起疑,他突然发现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对于整代人的记忆,最后一届参加大学联招的七年级考生全部消失了,随 之出现的是电视节目中关于“红衣小女孩”都市传说的流行,但就在此时,报社突然决定要举办“七年级同学会”,邀请柳子骥市长担任特别来宾,并且在现场公布 “红衣小女孩”录影带的真相。最后,杜若也终于知道,原来这一切是一场取代城市集体记忆的大规模行动,一组为全体市民的记忆“重新开机”的“小程式”,由于10年前发生了捷运出轨意外,造成大量参加大学联考的考生丧生,死者的血液洒遍了半座台北市,因此高层决定设计出另一个恐怖记忆予以取代,也就是“红衣 小女孩”的都市传说,透过杜若也假冒的七年级的亲身体验、媒体的强力报道,以及七年级同辈间的口耳相传,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而且只要有社会重大的伤亡事件,主政者便可以修改个体记忆,启动记忆的重新开机,但有时也可能给予当事人救赎。

  透过这样一个有如迷宫般、不断在虚拟与实际层次翻转的复杂故事,陈栢青展示了我们所居处的城市与社会,是以怎样的驱动力在运转,以及在资本主义 的运作逻辑下,台湾已然成为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定义的以“拟象”的生产为核心的“消费社会”,而身处于其中的七年级, 所有的想象与记忆,也被媒体与网路中的视觉影像完全支配与决定。正如江凌青在评论中所指出的,陈栢青也同样采用一套“视觉植入”的策略,展现出七年级世代 记忆的形构过程。也因此读者们在阅读时会油然兴起“原来我们这一代都活在电影里,无论是走路吃饭搭公车的回忆都是掺了摇滚配乐的画面”的奇异之感。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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