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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好诗为逝者而写,诗向死而生

时间:2019-02-27 16:0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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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语言的,用汉语、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好”上从来没有进步过,也许语言形式不同,好还是那个好。

  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语言的,用汉语、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好”上从来没有进步过,也许语言形式不同,好还是那个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觉得《诗经》是好诗、李白的是好诗,杜甫的是好诗、苏轼的是好诗、迪金森的是好诗,萨福、毕肖普、R·S·托马斯的……是好诗。

  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诗歌事业,仅仅是较低级的世俗生活的成功,世俗生活不需要面具,它在世俗上是光明正大的,而通过诗获取世俗的成功总是猥琐的、不自信的、必须不断辩解。

  一首诗的好并不虚无。阅读经验是一个照妖镜。好诗不朽,只是每个时代说法不一样,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进入过去,也进入将来。好诗为逝者而写,诗向死而生。

  生生着的诗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用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永恒的“好”说出来,或解释,或暗示。解释者自信有神的本事,暗示是一种宗教态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要使之哭泣的是风雨、鬼神,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东西。这是一种宗教态度。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在通过某种语言一再重申着所谓“世界之最高意义”。生命为何值得今天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们再次活过?宗教、哲学、艺术、诗讲的都是这回事。某些宗教讲来世、彼岸,但这个彼岸、来世却必须通过现世的好才能抵达。

  所谓终极价值,汉语讲得最清楚,就是只能在文明中觉悟,文明就是用语言照亮。希腊讲智慧,基督教讲神明,还是隔了一层,智慧、文明都是说法,不如汉语讲文明,诗教,一语中的。

  生命之意义,汉语早就明了只能通过文明,而无法通过概念、逻辑来分析、定位。“道可道,非常道。”文明就是非常道。文就是诗。将文理解为工具还是存在,这导致文明的殊途。

  生命之意义,存在之价值、此在之必要,只有通过语言的场才能阐释、感悟。观念化、概念化的解释无法抵达,这也是一个经验,所以爱智的民族也崇拜诗歌,而且越来越迷信诗歌。

  在中国,诗就是教堂。文明,文就是教堂。教堂,人人都可以进去,人人都可以阐释。兴观群怨,多识,就是教法。但与教堂不同,文是先验的,敞开的,不是既定的观念,每个人都可阐释,师法造化,自我说法。诗近于宗教。但宗教只有一部经典。诗却是一种自由,天然的民主,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语言师法造物主,创造《诗经》。这是诗的世俗性,也是它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复习陈词滥调的原因。

  诗人的师法造化是否被“引出万物者”(神)接纳,神是否认同,不是诗人可以决定,而是诗可群。群就是团结,团结有范围,有层次、有淘汰、选择,不群的诗就要被孤立,淘汰。群也是有层次的,精英是一种群。大众是一种群。团结精英的诗与团结大众的诗只是团结的范围、力道不同。比如奥古斯丁对经典的阐释,团结的是精英僧侣。而路德则广泛得多,路德的阐释团结了那些不识字的人。他们都是好的。

  好并非僵硬的道德判断。好,是在《易经》所谓的“生生之谓易”上。正像“好”字在汉字里原始结构为“女”“子”两字组成,女子,就是生育。好就是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是能够使生命活泼泼的、地久天长的那种东西。不是观念,在经验中感觉到,被记忆储存。

  一首好诗,就是那种生生着的诗。这几行已经摆在那里,但并不是一首诗的结束,而是一首诗的开始,生生的开始。生生,因此诗才需要阐释。不能召唤阐释的诗不是好诗。阐释不是为一首诗暗藏的观念的定位。而是为这些语词的有无相生的丰富假设可能性。它可能说的是这个,也可能说的是那个。在这种对可能性的盲人摸象式的阐释中,一首诗敞开着它的场。就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这些阐释都是失败的,只是为另一次阐释奠基而已,因为原在者(那首诗)具有不可阐释的定力、魅力、召唤性、诱惑性。

  何为“好”

  诗的魅力导致阐释的焦虑,无解。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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