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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谈民族主义: 你把自己圈得越小,你的敌人就越多

时间:2019-02-26 03:0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许倬云表示:你把自己的圈画得太严格了,你就把他人画到外面,转化为敌人,你愈画得严格你的敌人就愈多。

  近些年来,“华夏”、“中国”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以此为题的着作也颇受瞩目。那么,何谓“华夏”,“中国”存在于何方,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史学耆宿许倬云新着《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对此有所论列。记者采访了许倬云。本文在口述整理稿的基础上略有修订,经许倬云审定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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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倬云新书《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特约记者 方圆 采访


  程曼 整理


  记者:葛兆光先生为《说中国》所作解读中说中国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种繁杂的历史轨迹通过“网络”这一概念在你这里得到梳理(从《求古编》到《说中国》,从微观研究到大历史叙述),在梳理这种极为复杂交错的历史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许倬云: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定性跟定量方面。定性我可以找到四个主要的因素,族群、经济、社会、地理(也就是国家)。这四个因素做定量很难,定什么时候哪个因素扮演的角色最大更难。定性跟定量两个方面,定量是极难做的事情,这只能凭直觉处理。没有量化,就难以确认因素之间互动的时机。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Ian Morris教授,为了讨论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衰落的过程,自以为定量做得精确;但原材料不精确的时候,精准定量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他以为可以做得很精确,其实削足适履,反而不合适。


  在这四个因素里,经济因素作用极大,因为物质的交流互相依赖。社会方面,有凝聚力因素,有分散力因素。地理是固定的,地理是舞台,而舞台本身也有其特点,东亚的舞台可以说与其他的地区隔离一点,不是十字路口,这是好处;中国的北方南方没有不可跨越的天险,也是好处。国家的观念是跟地理有关系的,因为国家是有疆土的。民族观念经常变动,由于内涵扩大,就吸收了新的成分,定义也就扩大了。所以,这四个因素之间的互动仍然是以“意”为之的,只能以自己感觉去判断,没办法拿数字来代表。


  记者:你认为晚唐到宋,华夏的天下观收缩为汉人的中国。随宋而来的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你将蒙元与满清定为具有双重体制的征服王朝,不禁让人联系新清史的一些论点。你如何看待新清史对内亚性的强调,以及元、清两代双重体制之下对“汉人中国”这一本土意识的影响?


  许倬云:北方草原,当然这个广大地域不是一个大草原,从今天中国东北西部的兴安岭开始,一直延伸到西方的里海、黑海边上。这一条线上有山丘有沙漠,这里的沙漠不是平沙万里的沙漠——很多是石漠;也有山谷,也有草原。这一地带纬度太高,不适于农业,所以发展出的人类文化是游牧业。


  游牧业族群互相交通,互相来往,因为他们必须不断迁徙。就整体而言,这一条大的草原地带有它的连续性,从匈奴以下到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这些霸权,是有连续性的,可是,这一连续性最大的缺陷,则是这么大的地带上面没办法产生一个着地生根的大文化。游牧业的生产方式是畜牧和育养,这个是动态的,不能定下来,因此缺乏一个延续的文化基础;在这个条件下,它没有办法形成共同的文字和语言——语言问题还相对容易解决,可认同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另外,当一个族群变强的时候,其他族群的百姓就会统统变成子民,连名称都会改变。像蒙古帝国就是这样:一个族群强大了,就把其他各处的族群合并进去,一旦合并,其他族群的旗号全变成蒙古。但这种霸权不能持久,不能不想办法向外面扩张和侵略,尤其是向农耕地带,求取粮食。它的扩张有个固定的周期,天气好,牛羊长得多,孩子也长得多,人口一多,粮食不够吃,就往南打,打着打着,天气变得恶劣了,就回不来,甚至消失了。之后第二波霸权会再出现。这样就永远处在收缩-膨胀的状态,没办法固定。


  最可怜的就是蒙古大帝国,到后来分崩离析,它们驻防各处的族群武力,都被当地居民的文化同化:在中国被中国同化,在印度被印度同化,在中东被回教同化,在俄国被东正教同化。所以它不但没有办法累积,也没有办法维持,这是新清史这一路向的人没有想透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北方也有连续性,也可以算朝代,也可以算国家,可他们因为伸缩-扩张间的落差,没有办法不做侵略的工作,没有办法扎地生根继续成长。


  记者:在“华夏”这一概念的研究中,“汉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词。你如何看待“华夏化”与“汉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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