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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国的方法:如何书写城与乡

时间:2019-02-25 11:29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与乡”越是趋于融合,就越是凸显了惯常外视角书写的局限,理想的书写方式却显然是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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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以“城与乡:想象中国的方法”为主题的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河北崇礼举行。对“城与乡”的想象与书写,在当下中国语境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而是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是一个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它也不仅仅是地理区域问题,还涉及到文化、历史、政治等现代性构造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当下文学要对“城与乡”有准确的书写,就需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而眼下作家面临的挑战,恰恰是在如何把握这个总体性上碰到了最大的难题。


  对‘城与乡’的想象与书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


  评论家郭宝亮表示,“城与乡”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很多价值、观念的判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想象和书写城与乡的时候,会时常处于一种很纠结、很焦虑的状态。“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破碎的、混乱的,我们的精神也是高度分裂的,很难找到一种总体性。”但在他看来,这对文学未必是坏事,一个优秀的作家,只要能通过观察,通过分析判断,把精神分裂的状态真正地写出来,就能成就一部很好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对于写作而言恰恰是很好的时期。


  然而切实的问题却在于,如果作家对这个时代缺乏总体性的认识,是否就能写好这种分裂的状态?在李敬泽看来,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眼下就没有总体性。“眼下有否定性的总体性,有动辄就要宣布世界末日的总体性,我们要的不是很简单的、很廉价的总体性,而是那种肯定性的总体性。”他举例表示,当前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比例,已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十几,上升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的百分之五十二,而按照国家的规划,未来十几年里,还会有2到3亿的人实现城镇化,这就是个巨大的总体性,其中包含着我们对现代性的根本认识,就是城镇化是好的,是文明的、进步的,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但这个总体性不足以落实到个人生存中去,或者说我们已经过于接受了这个总体性。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无需在城乡之间做另外一种文化选择,更不用说是生活选择了。那个路遥曾经纠结的我要选择留在哪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这并不意味着“城与乡”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失效。李敬泽举例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即使我们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还是会发现我们做很多事情,依然要和在乡下时一样找熟人,我们虽然离开了村庄,但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虚拟的村庄。“我们难道不会在心里问问自己,我们是真正的城里人吗?所以,城与乡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失效,它依然涉及到了我们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历史、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活生生的经验。”


  即使是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城与乡”的认识,依然有很多局限。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的观察,作家的写作,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单一的、经验性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为他们还没能找到新的方案,我们国家的文化想象,或政治想象,也没能给文学提供一个新的阐释体系,这就使得他们最后不能不重新回到经验主义的层面上来,所以无论对作家,还有对批评家来说,现在都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


  虽然艰难,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李敬泽质问,巴尔扎克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也未必受到多强的总体性的指引,但他为什么写出了如恩格斯所说,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着作,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的东西?“我们的作家,有必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以此出发才会明白,我们时常念叨的所谓意义的枯竭,未必是出于历史或现实经验的贫乏,而是源于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轻浮。”


  也因为此,李敬泽强调,作家们要尽力去做的是学会一种方法,去想象和领会“城与乡”经验的碰撞。“在经验和经验的缝隙之间,我想有着比我们原有的乡村书写或城市书写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空间,这个空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作家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着的。”以他的理解,要开启这个空间,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作家们要摈弃单一性的文学的幻觉,以开放的姿态,真正回到时代思想的前沿,智力生活的前沿,并且立足于活生生、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进行写作。


  从对‘城与乡’的主观臆想中逃离,重新出发想像中国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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