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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作家旁边的作家

时间:2019-02-24 15:2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文学的影响力也是一个悖论,它如果影响了所有人,哪怕是特别多的人,效果都令人堪忧,而哪怕只有少数的读者,影响却是持久而深远的。

  如果读者做主,评选心目中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那么所谓“陪跑”的村上春树或者米兰·昆德拉应该是“民主的胜利”吧。文学永远存在一个悖论,其读者是一小撮的,其品质与影响力却是一个纵向的指标。当满屏争说文学奖,将读者从一小撮扩张为大面积时,必然会将严肃的品质内涵降低为大众层面的谈资、话题,降低为几个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如此,关于萧红及其电影《黄金时代》如此,文艺也许都是如此。


  假如我们沿着自己认识的诺奖标准来选呢?对,考虑它的社会表达,基于人类事业的忧虑与总结——可六年前的勒·克莱齐奥,今年的莫迪亚诺,去年的爱丽丝·门罗,前两年的多丽丝·莱辛,只说政治性又不尽然。但无论如何,诺奖评选的保守性在增强;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同一语言、同一国别、同一创作类型的作家,获奖总是有所间隔,莫言之后,怎么来看待中国作家、亚洲作家,等等。谈资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写到的,谁该得而谁不该得,奖项的缺陷,如此种种,其实是远离了文学,而文学这才是任何一个文学奖大核心内容。文学奖的主要功能,我以为在于使读者去认识作家,更在于去认识作品——必须去阅读。去阅读才有可能了解何为世界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每每颁给那些名声较少为人所知的作家,意义正在于此。


  不过,我们阅读获奖作家,其价值也不尽于此。可以这么说,当一个名声较少为人所知的作家获奖之后——在他变得拥有世界名声时,他往往能映照出另一个名声较少为人所知而等量接近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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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赫塔·米勒,德国女作家和诗人)


  2009年颁出的诺奖作家是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米勒,一位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作家,她生于1953年,1987年移居德国。在她获奖之前,中文世界——严格说是大陆——没怎么出过她的作品。我是在一本德国插画家昆汀·布赫兹的画集里读到过她的一篇短文《一粒玉米》(这本画集也是引进台湾版)。可以负责任地说,赫塔·米勒的文章写得极有大作家的气息,是不必谈政治色彩的作家技艺。但在获奖之后,她很快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中国读者也很快读到了她的作品集,这时候无论读还是谈,都避不开其人其书的政治性,毕竟,贴标签是最容易让人记住的。


  大概就是在那时候我读到了赫塔·米勒的老乡诺曼·马内阿。最早是在《书城》杂志上梁禾的评介,接着上海三辉图书出版了他的三本书:长篇小说《黑信封》,随笔集《论小丑》,自传《流氓的归来》。后两种着作都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生于1936年,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还有过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后来移居资本主义国家(1986年,早赫塔·米勒一年),长期生活在美国。呈现在他笔下的,是不同制度下的生活,而不是单一的回顾与控诉,这是马内阿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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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他在《流氓的归来》的开头是怎么写的呢?写他与自己单位的领导,一起去哪里,他的表述是我们是一对小丑,领导是白脸小丑,我这个雇员是花脸小丑。《论小丑》的副题是“独裁者和艺术家”,起源在祖国的经历,他认为祖国的领袖齐奥塞斯库便是一个白脸小丑,他能以如此讥诮而又深刻的观察方式,来探寻一个体制内的秘密,固然是其长处,不过,我更欣赏与佩服的是,这样的观察方式是如何从批判体制走到对个人的批判与自省。


  读马内阿不能不想到赫塔·米勒。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获奖后的种种被标签化),赫塔·米勒都希望揭示出极权社会的秘密,在她的作品中,权力是通过极权与体制的面目压榨着个人,她在现实生活中,也秉承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可贵气质,极力痛斥极权国家的种种不堪,其道德勇气,非常令人敬佩。然而,什么是人类的不公呢?特别是文学世界需要呈现的不公呢?在马内阿这里,即是:在集中营、在极权国家当然充满了不公,但在最民主的地方,在号称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依然存在着压榨,存在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榨,一个稍微有点权力的人对另外一个人大压榨。他从“小丑”这一形象出发,围绕独裁者与艺术家做的种种比较、深思与疑问,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道德处境揭示得一目了然。我们震惊于奥斯维辛的不幸,但也要看到在二十世纪城市格子间里心灵与人格的重负。这也正是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伟大之处,他先知一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困境,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这个人基本上毫无建树,于世无益。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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