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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时间:2019-02-21 03:1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讨论政事时意见往往不合,一次赵匡胤忍不住说:“如何才能得到桑维翰那样可以共谋大事的人来给我做宰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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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接见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讨论政事时意见往往不合,一次赵匡胤忍不住说:“如何才能得到桑维翰那样可以共谋大事的人来给我做宰相啊?”桑维翰是五代时期后晋的宰相,善于筹谋,赵匡胤此语意在讽刺赵普不能为自己提供良策。


  面对皇帝的责难,赵普反唇相讥:“如果桑维翰本人真的在这儿,陛下也不会任用他,因为他贪钱。”赵匡胤闻言,不假思索地回答:“让他发挥长处,自然也得顾及他的短处。贪钱不要紧,满足他就是了。我赐他十万贯钱,包管他家里塞不下。”


  这段轶事非常值得玩味。贪蠹之臣本应不见容于朝堂,宋太祖竟表示如果像桑维翰那样富有智谋就可以满足其贪欲,这种被帝王允许、甚至由其主动满足的腐败,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家天下”理念下对利益的任意支配。当社会资源被一家一姓所控制,最高层对贪腐行为的纵容,其实就是将贪腐现象从公权力的恶行转化成为资源垄断下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过,在现代社会,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显得匪夷所思了。


  虽然匪夷所思,但却并非不会出现。在纳粹帝国,这类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在纳粹帝国十二年的历程中,腐败仿若其与生俱来的病毒,只要有纳粹党徒的地方,腐败行为就迅速蔓延。腐败不但被允许存在,而且自上而下所进行的主动满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弗兰克·巴约尔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中,将纳粹帝国的腐败情况分为体制化的腐败、受到容忍的腐败和受到打击的腐败三类。所谓“体制化的腐败”,是指由纳粹掌握的政权主动赐予的、自上而下的、由纳粹党人普遍获益的特权,“受到容忍的腐败”则是存在于国家财政系统之外的各类特殊基金、小金库和权力人士获得的各种高额馈赠,“受到打击的腐败”则主要是侵吞党产与侵占公共资源的行为——然而真正受打击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非法的侵吞与侵占无所不在,已成燎原之势。


  通过这样简明的分类,巴约尔为我们展示了纳粹帝国内部的肮脏与混乱,将纳粹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权力机器内部的朽烂揭露无遗。


  “体制化的腐败”,具体而言,是纳粹党掌权之后,动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将党员安插到政府、与政府有关的公共事业单位及企业等各个部门,同时在政权的触角所及之处,让纳粹党员获得实际上的经济利益,无论是为他们提供优厚的津贴还是在投招标活动中为其开办的企业大开绿灯。让纳粹党员在就职上高人一等,在经济上获得专属于他们的补贴,在经济活动中向他们倾斜,仿佛加入了纳粹党,就成为了上帝的选民——只不过,他们的上帝不是《圣经》中那位全知全能的神,而是实实在在的“元首”希特勒。


  这种主动的赐予能够成为一种体制性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纳粹党控制了政权,并以强力排斥除它之外的政治力量存在,使德国成了政府的私产,政府成了纳粹党的禁脔。在这一前提下,能够让其党徒获益的政策在不受阻力的情况下得以推行,而德国国民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不能质疑这一结果——在公民未授权的情况下由政府推出这些政策,而获益者并非公民,而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的附庸,在这个层面上,这种政策性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种腐败。


  这种腐败现象之所以会推行,还是由纳粹党与政权的关系决定的。纳粹党获得德国政权的过程,就是它鼓吹与魏玛共和国斗争的历程,纳粹党在1933年竞选中上台,并不是要成为共和国的执政者,而是要成为共和国的掘墓人,1923年,希特勒本人参与策划的“啤酒馆政变”正以推翻共和国为目的。而在走向权力之路的过程中,纳粹宣传机器更是建构了一个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场景,那些为纳粹服务的党徒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制和迫害,更是被描绘成为事业而“牺牲”的殉道之举。在掌权之后,纳粹若不对这些为了纳粹而被魏玛共和国所压制的党员进行“补偿”,那么其先前所编织的种种神话就将受到质疑,其获得权力的正当性也将动摇。出于这一目的,给夺权时期为纳粹承担苦难的党徒回报,就成了掌权的纳粹党最正常不过的逻辑。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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