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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对话》:我们的语言能从暴力中解放出来吗?

时间:2019-02-14 09:55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徐贲在谈论公共说理的著作《明亮的对话》中陈述了他对今天中国公共表达空间的忧虑: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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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读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一定对那个乌托邦社会所发明出的人工语言“新语(Newspeak)”印象极深,也一定惊叹于语言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新语”是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只剩下二元对立的表述。例如“坏(bad)”被“不好(ungood)”所取代,人们无法表达“老大哥是坏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说“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结果这种方式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


  回归到中国的公共表达空间,今天,在官方媒体、网络媒体、微博、微信共同构筑出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自下而上、匿名的环境看似让表达比往昔更自由了。然而,我们的语言从暴力中解放出来了吗?当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堂而皇之地把“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称作“女权婊”之时,我们不仅为公共表达的理性而哀叹——谩骂、攻击、标签、污名仍然司空见惯,我们的母语何时才能洗去上面陈年累积的污垢,还公共表达空间以平等和尊重?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非理性话语


  公共表达空间的痼疾


  徐贲在谈论公共说理的著作《明亮的对话》中陈述了他对今天中国公共表达空间的忧虑: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话语必须区分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然而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却十分模糊。私域话语是“我与我”的关系,而公域话语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范围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成员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和一些与平等无关的结合原则,经常是不需要说理的。然而转移到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陌生人与陌生人范围,就是“我与你”的关系,理性话语必须在场,任何主张都需要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而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徐贲更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了当前社会中,很值得警惕的一种非理性话语——“群盲社会”中的“哄客话语”,而这种话语所营造出的舆论环境却是异曲同工的。


  哄客话语


  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哄客话语在今日的公共表达空间盛行多时。它表现为,主观情绪色彩浓烈,一切可能与其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其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徐贲引用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的论述,“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


  因网络营造出的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哄客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他们藏匿在虚拟身份中放肆宣泄个人焦虑,却无需为此承担角色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同时也为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了摇篮。哄客们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集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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