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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更不要谈知识阶层了

时间:2019-02-13 20:48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阎连科的《四书》,他是用“神实主义”做标识,我是不赞成这样的提法的,我认为它是“荒诞批判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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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人文讲座现场

  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丁帆受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春秋讲学”开始了第一堂讲座,讲座主题是“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沉重又恒久的话题。


  既从官又从商的“寄生鸟”在犀牛身上


  读美国、法国一些书籍,比如说知识分子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知识分子应当承担道德责任,但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怎样吸食鸦片的?这是读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很有名。我就写一批这样的随笔,如《消失的知识分子消失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等等。


  再就是我对当下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一些思考,如《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这篇文章是在哈佛燕京跟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新世纪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那次会议我没准备发言,但是会议日程里面有我第一个主题发言,我丝毫没准备,因为前一天晚上正好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我一直看到凌晨三点钟,而早饭过后就要发言了,我便匆匆拟了一个提纲,那个提纲当时是21条,其中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列了11条,对文学批评列了10条。针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弊病和乱象开了一炮,没有想到的是,我发了言以后,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文学报》的主编约我对当前的批评写一篇文章。他用一个整版登出了那篇题为《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还有一个文章比较重要,那是一篇随笔——《对两种流派文化的深刻批判——重读鲁迅〈“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指陈中国现在的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也是要么从官要么言商。现在与鲁迅时代所批判的那两种文人又多了一种:从商和从官的结合体。既从官又从商的“寄生鸟”大量地出现在犀牛身上。这个“犀牛”就是作为载体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机器,它喂养了这批人,现在一批资本家又包养了一批文人,让他们成为豢养的宠物。


  还有一批文章就发不出来了,这就是批判文革式的“知识分子的幽灵”的文字。里面不敢发的原因,是我20年前写的一批随笔。比如像《历史在这里沉思》,那次我去重庆开会,到过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但是一直想看的却是沙坪坝公园后面那个红卫兵墓群,这个连重庆人未必都去过的地方,是全国唯一保存的最好的红卫兵墓群。


  20年前的那次开会我说我不是来开会的,我是看那个墓群的。我带着几个研究生逾墙而入。后来谢冕、陈美兰先生们也都来了,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很老了。20年前我才40几岁,他们60几岁,他们也从围墙爬过去看墓群。我就写了《历史在这里沉思》,后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作为散文作品发表。


  那时我要强调的是,“文革”在中国有巨大的土壤,只要时机成熟,革命的烈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直到今天我说,那时候20年前写的一系列的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就是想敲敲警钟,比如说后来看到《血色浪漫》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后,感觉到的是一股对革命的眷恋与冲动。尤其是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它把整个“文革”美化了,影片的内涵变成了青春冲动的美化。而我是亲自历者,文革背后的许许多多血和泪被这种浪漫湮没了,幻化出一片辉煌。


  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哪里?我以前一直是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这次我要反思。这次我在广州会议上发言就讲,“五四”有两个“五四”,一个“五四”是批判的“五四”,也就是批判精神的“五四”,是知识分子建立了那个批判精神的“五四”时期,而这种批判精神到了后面,也就是30年代“左联”成立以后就开始异化了。


  这种异化不能全怪体制,从客观上你可以怪体制,从主观上来说,知识分子进行反思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自我“阉割”,精神的“阳痿”——就是被知识分子“自宫”而形成的。我说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于一个反封建的大众启蒙,这个启蒙很快夭折了。这个夭折被李泽厚解释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其实不仅仅是救亡打乱了这个启蒙,问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启蒙匮乏就值得反思。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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