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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读了她的书后,忍住了核弹大战的最后冲动

时间:2019-02-13 20:3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在塔奇曼眼里,最值得描写的历史,是人在心智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的行动,他们会犯下巨大的错误,但命运却从错误和灾难中浮现出来,让人认出它,犹如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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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把核弹头运到古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实施海上封锁,双方往来了几个回合,苏联终于在十多天后撤走了莫须有的核导弹。人类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间的10月27日,肯尼迪及其幕僚几已决定动武,灾难的爆发真只在一念之间。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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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与肯尼迪

  说来就是一道传奇了:几个月前,肯尼迪刚刚读完了一本书——芭芭拉·W·塔奇曼的《八月炮火》。正是它让他在紧要关头了忍住了冲动。《八月炮火》写的是1914年,欧洲强国如何以梦游的姿态走进了一场世界大战里,肯尼迪想起书中的往事,不禁怵然:只要一步走错,将来就会有人续写一本《十月导弹》……


  让我们理性地看,《八月炮火》的贡献顶多也就是给肯尼迪提了个醒,没有这本书,也许总统也能做出正确决策。但说芭芭拉·W·塔奇曼的书能让人读后依然长久沉浸其中,是没有争议的。塔奇曼是历史写作的行家里手,《八月炮火》发表不到一年就销出七八万册,无数人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绝对乐意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出色的历史著作不仅不需加入等待读者临幸的漫长行列里,而且还能影响到世界重大事件的进程和演变。


  在塔奇曼77年的人生中,像这样可以一说的事情着实不多。我怀疑,如果塔奇曼本人再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值得一写,就像她在《八月炮火》中写霞飞、写威尔逊、写威廉二世,或者像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一书中写索尔兹伯里、托马斯·里德、理查德·施特劳斯、克鲁泡特金、左拉、诺贝尔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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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炮火》

  这些人,每一个都被她写得仿佛又活了一遍似的:霞飞将军“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43岁就过着隐士的生活。”


  左拉的形象,她引用福楼拜的评语简直太过精当了——“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是巨人”。


  托马斯·里德是她在为《骄傲之塔》搜集素材时的大发现,他的“可写度”太高,在成书中,像下面这样的描述,几乎可以视作一出古典悲剧中的一个过场: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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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的讽刺漫画

  里德是“我们时代的失败者”,但世上可称“失败”的人生何其多也,塔奇曼选择重笔濡染里德,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性格之间具有激烈的冲突,因而其个人传记具有古典悲剧的色彩。里德在美国加入帝国主义行列的年代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有望竞选总统的时刻,保持自己爱好冷嘲热讽的秉性,不肯屈尊于公关人情所需。类似的还有克鲁泡特金,他既是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头尊重的亲王,身上又背负着无政府主义的根本矛盾,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竞争政治权力,只能诉诸暴恐行为,消灭人的肉身,于是其醉心的事业必然只能骚嚣一时,缺乏后劲。


  其实想一想莎剧就能清楚,古典悲剧的一大核心教训,就是“性格即命运”。李尔王仅仅因为性格原因,偌大的国家就送了出去,爱女忠仆死的死散的散。塔奇曼对人物的痴迷,聚集在性格与命运的联结上,而且“命运”是一个集合名词,不止涉及个人,还关乎群体。1936年4月,她发表了一篇深度时评“对日本的诊断”,其中,她以东方人的“面子”观来分析日本人在外交方面的怪异的行为方式: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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