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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像小说家那样思考

时间:2018-10-12 09:0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多一个小说家的视角,就是多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多一个小说家的视角,就是多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像小说家那样思考


  麦小麦:今年我们“爱读书会”跟广州图书馆合作,加入了广州阅读联盟,成为广州阅读联盟的示范读书会。今晚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谢有顺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关于小说的话题。


  谢有顺:很高兴能够参与“爱读书会”的活动,今晚在座的以女士为主,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请台湾的胡因梦到东莞演讲,她讲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她说十年以后,这个世界会成为女性引领的时代,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向内转,而较之于男性,女性更加注重内在的世界。喜欢读书的女性朋友多过男性,我觉得可能是个很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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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用语言来造物


  谢有顺:与科学家不同的是,小说家更像是造物者,他们用语言来造物。科学家主要的工作是“发现”,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发现出来,如引力波;小说家、艺术家的工作原则是“创造”。比如一首曲子,世界上本来没有,完全是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画家笔下的图像原本是不存在的,借由画家的创造,一幅美丽的画卷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作家也是如此,他创造的人物并不是之前存在的,但这种创造却有一种艺术的真实。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例如祥林嫂,会让你感觉世界上好像真有这种人。


  有时小说家所创造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和艺术家的才能,使无变有,无中生有。这种创造就使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人物,多了一种生活,也多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今天之所以还需要阅读、艺术和文学,就是因为文学艺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想有所创造或有所发现,必然离不开小说家独特的思考。同样的经验、材料、经历、遭遇,不是说人人都能写出好的小说。我认为眼下中国的小说家普遍缺乏思考,或者思考的深度和力度是不够的。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风起云涌,和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善于思考有着很大的关系。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新思潮的引领,可能超过任何一个领域。那段时间作家都很喜欢读哲学书,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最早往往不是在哲学界流行,反而是文学界的人在反复地阅读和谈论这些。八十年代哲学书好多是畅销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在当时可以卖几十万册。那个年代的作家,即便写作上刚刚起步,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当年都才二十来岁,但他们的写作与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都有对话关系,他们自觉地渴望自己的写作能接上伟大文学的源头。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往往满足于讲一个故事,只跟当下的一些潮流,这是不好的状况。


  小说家对事物的思考肯定是与别的行业的人不同的。贾平凹写过这么一句话:听灵堂上的哭声,你能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虽然感性,但背后隐藏着对人情深邃的洞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领会到的中国人情。通过简单的一句话,作家好像把一些东西照亮了。


  作家处理人物状态,背后有着对人物的观察和对情境的把握。《水浒传》里有一节写到潘金莲毒死武大郎之后的哭,作者接着来了这样一段:“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潘金莲这种虚假的哭叫做“号”。《史记·项羽本纪》里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这样大英雄,走到绝境也就只能泣,不能出声,这很符合项王的英雄性格。同样是表现哭,潘金莲是号,项羽则是泣,其中都有作家对人物性格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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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差别”、“超越善恶”,是小说的至高境界


  谢有顺:莫言有好几次说到,他遵循的写作原则是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就是小说家心目中的善恶判断。普通人可能觉得好与坏、善与恶是很清晰的,至少是容易判断的,但小说家往往要模糊好坏善恶的边界,最终写出超越善与恶、好与坏的作品。胡兰成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有“无差别的境界”,就是说没有简单判断善恶的心,他看出了张爱玲身上特殊的精神气质。“无差别”、“超越善恶”,我觉得是小说的至高境界。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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