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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如何理解自由竞争:中英的第一次"贸易战"

时间:2019-02-27 19:58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1840年以前的英中关系是史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多年来,中国的“世界史”并未把中国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而有关鸦片战争之前英中关系的研究,更是一个少有涉猎的课题。中国近代史学界虽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但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史学界,至今仍鲜有研究从英国殖民史的视角来探析1840年以前英中关系的重要变化。基于这一研究状况,本文利用大英图书馆的相关原始资料,重点探讨19世纪30年代英国方面有关中国形象的一场激烈争论,及其对这一时期英中关系走向的影响。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此间英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与政治背景。

马


戛尔尼使团

英国对华态度的转变大概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之交。这不仅由于马戛尔尼使团(TheMacartneyembassy,1792~1794)和阿美世德使团(TheAmherstembassy,1816~1817)使英国外交人士开始有机会直接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来到亚洲从事贸易。尤其是在1813年,当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已颇具影响,英国议会颁布了一条限制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的“特许状法案(theCharterActof1813)”。该法案规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东印度公司除在茶叶贸易和对华贸易上仍享有垄断特权,其他亚洲贸易将向英国个体商人全面放开。这一新规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在19世纪一十至二十年代,大量英国“自由贸易者(freetraders)”涌向亚洲,这使他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市场。尽管从理论上说,与中国的贸易仍属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范畴,但自由贸易者们已迫不及待地通过不同方式成功涉足中国市场。他们有的向东印度公司支付一笔费用,购买对华经商的特许资格,有的绕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其他国家商业代理人的身份直接在华贸易。这些英国自由贸易者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格局——他们一方面通过从事鸦片贸易使大量贵金属从中国流向英国,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贸易的特殊性质引起了广东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双重不满。特别是根据清政府当时的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只能由广州十三行代理,而与英国自由贸易者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业伙伴完全是沿海走私商人,这不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东印度公司管理英人在华贸易的权威。面对这种情况,东印度公司和自由贸易者之间的不满日渐加剧——东印度公司认为这些商人的到来破坏了之前相对稳定的对华贸易状况,而自己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却没有任何法律权利控制他们的行为。自由贸易者们则认为东印度公司不但不能为自己的在华贸易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倒使他们不能放开手脚在中国从事更大规模的贸易。19世纪30年代初期,当为其二十年的“特许状法案”即将失效,这两派英国商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为在此后的对华贸易中占据更主动的地位,东印度公司希望延续其垄断特权,并规范对华贸易秩序,使其回到易于自己掌控的局面中来,而自由贸易者一方则希望借自由贸易理论的盛行,一举击溃东印度公司,结束其在华贸易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说服并不了解中国的英国议会和民众支持自己的立场,两派英国商人各自塑造了一套完整却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从而导致一场关于中国和对华贸易的争论。

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

应该说,在当时自由贸易理论盛行的环境下,代表垄断特权阶层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然而,为说明其在华贸易垄断的必要性,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引入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使欧洲的那套自由经济理论在中国“完全不适用(whollyinapplicable)”。他们声称,关于中国市场的不开放,东印度公司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因为“只要中国的广州体制不改变”,那么单从英国方面开放中国贸易将不起任何作用。对此,阿美士德使团领导人之一的亨利·艾利斯(HenryEllis)指出,“由于中国法律使外国商人在华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我不认为英国在印度开放贸易所产生的那些积极效果会在中国重现”,而“除非中英双方同时解除贸易限制,否则英国商人和厂商所企盼的两国深入贸易交往将绝对不可能出现”。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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