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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丨王家范: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

时间:2019-02-14 10:3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我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中国古代史,没有沾上“王婆卖瓜”的心态,深知中国古代经验不能“包治”现代病。近几年,流行从中国古代去寻找现代化或中国崛起的“历史优势”,我不赶这浪头。搞历史学的,应该知道时空为决定历史态势的两大要素,连战国时代人韩非都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古代与现代之间,仅仅概念的转换,就是件难事。有些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却常常感觉找不上“无障碍通道”。就像现在学界研讨的“社会生态”,中国古代肯定没这个词儿。类似的意思,费力追索,“风气”、“风俗”,似乎与此有一点亲缘关系。

“风气”这个词,得益于柳诒徵的提示,我才领悟它或许可以转译成观察“社会生态”的近义词,古人则谓之“察变观风”。柳先生推崇刘咸炘的话:“观风之变,其于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其于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由此,我也可以说,研讨当代“社会生态”,通过“察变观风”,在“已成”与“方始”间,做有益于世的人生“几何题”。最后研判的积极成果(对策),用一个很玄学的名词做广告,也可以称为“知几之学”。

上海书评丨王家范: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

位于江苏昆山亭林园的顾炎武纪念馆

在古代,用“察变观风”方法做宏观历史解析的范例,我以为顾炎武的《日知录》可当之无愧。亭林先生将一生平日积累下来的读书札记,逐渐汇辑成书,至死未能定稿。看似尽为具体而微的事证铺叙(参以检索考据),一地“历史碎片”,透出的却是精辟犀利的、有关历史变迁的判断与精彩史识。他自己就非常看重这本集子,在与友人书信中多次说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说说该书的卷十三。先生以“周末风俗”起首,共收二十四条,从纵向(朝代更迭)与横向(风俗表现)两种维度,进退正反两个方向,高度概述了两千余年间社会风俗衰颓与亡国亡天下因缘相连的运行轨迹。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即出自第四条《正始》(实则为历朝“风俗”之魏晋篇)。先生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居然社会“风俗”的好坏与天下兴亡高度相关,我们怎么能不认真研判“社会生态”呢?!

我不会因此将“社会学家”的光环罩在乡贤头顶。毕竟,老先生用的是老历史眼光,压根儿不可能知道后世会出一门叫做“社会学”的先进学科。相反,如果执着现代意识去看《日知录》,有些人拿出上一卷《人聚》篇,可能还会拿陈腐保守的大砖头砸将过去。

十二卷《人聚》篇也是讲社会风尚的。先生从汉初直说到自己生活的当下,引证每代典型议论,以及名人诗描述的情景,呈现“风尚”或聚于乡或聚于城,攸关人心聚散、王朝盛衰。短文的中心旨意,先生表达得非常清楚:“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先生写此条时很动感情,自云:“《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评论古代人物,最忌现代意识过强,脱离时空条件,望文生义,妄作是非功罪之断。亭林此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在当时不惟无落后保守之嫌,且具针砭时弊、直指当下的批判勇气。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本社会,即使工商的发展亦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产商品化为助力,社会稳定首先依赖于乡村经济的稳定。而且,细细品味先生所批判的,绝不是什么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现象,而是说兵戎迭兴,赋役繁重,逼使农民离乡弃耕,供应官府日不暇给,矛头指向驱民丛渊的獭鹯之政。至于如何正确看待现在的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有何隐患,亭林先生不及见此,即使如吾等目下亦时有迷惘于“有为不如无为”之惑,给古贤乱扣帽子,过分苛求了。

明清时代的“公务员手册”

平日读得的感觉,古代士大夫,在朝廷为君忧民,在江湖为民忧君,整肃社会风气的议论与对策不算少。正因为是个典型的农本社会,以乡村为基础,省、府、县治是负责治理乡村的“碉堡”。纯粹的官本位体制下,只能以士大夫为治理“天下”、“社稷”的枢纽。这就不难理解,在追究“天下”风气变坏的责任及筹划对策时,他们不会把重点放在“小民”身上(“民可使由之”)。宋儒罗从彦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则下有风俗。俗之美恶,其机固不在民也。”明中期最有治理地方经验与识见的吕坤,在著名的“官箴书”范本《实政录》里,便指着士大夫鼻子,直捷了当说过:“嗟夫,扶世运者吾党,坏世道者亦吾党也!”(卷一“科甲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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