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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富勒:“纽约的公共良知”

时间:2018-10-18 12:3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1844年,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完成了她的杰作《十九世纪的妇女》初稿,并出版游记《湖上夏日》。后者是富勒与友人结伴西行的记录,结构松散,但文采斐然,引起纽约著名出版人霍拉斯·格里利的注意。格里利收购的纽约《论坛报》面临同行竞争的压力,试图通过改版吸引读者,打开市场销路;同时,他又是一位富于情怀的报人,希望借助报刊媒体提高民众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普及民众教育,将《论坛报》打造为“人民的论坛”。同年8月,格里特向富勒正式发出邀请。

  格里利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不仅薪酬丰厚(每周三篇专栏文章,年薪500美金),而且提供住宿(当时的纽约居大不易);更重要的是,《论坛报》拥有5万订户,读者群则不下数十万人,正是富勒长久期待的平台;另外,格里利保证,富勒将享有充分的新闻采访和排版自由。面对纽约的巨大诱惑,身处波士顿坎布里奇的富勒并未立即应允,而是再三沉吟。

  富勒的顾虑来自康科德。“康科德圣人”爱默生闻讯富勒即将加盟《论坛报》,已通过书信明确表示反对。报刊文章在他看来不是纯文学,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具备恒久的生命力;将天才浪费在这样乏味、应景的写作上,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自1839年经热心的皮博迪小姐(小说家霍桑的妻姐)介绍与爱默生相识之后,富勒凭借超群的智力和才华赢得了爱默生的敬重,而她本人对这位大作家更是无比敬仰,由坎布里奇至康科德半日往返的便捷车程使得二人的联系更为频繁。几年下来,她已不知不觉将康科德视为精神故乡,与梭罗、霍桑以及教育家奥尔科特(《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之父)等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接受格里利的邀请意味着切断与波士顿-康科德文学圈的联系,她内心难以割舍。

  但促使富勒离开的力量似乎更为强大。由于父亲病故,身为长女的富勒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她早先在奥尔科特“神庙学校”做助手兼做教师,最终分文未得。担任“超验主义喉舌”《日晷》主编两年间,由于刊物销路不畅,之前商妥的每年200美元编辑酬劳也无法兑现。作为“超验俱乐部”的一员,她对他们乐观豁达的生活理念极为认同,但对他们的凌空虚蹈、不切实际又未免心存疑虑。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爱默生的行为方式。爱默生的乐善好施远近闻名:他为长期经济困窘的奥尔科特一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援助,为梭罗提供食宿和就业机会,并为作家霍桑等提供低廉租房。但在这背后,富勒却发现他孤高冷傲、难以亲近的一面。“他缺乏温暖”,富勒在致友人书信中抱怨说,“而且难以捉摸”。对于曾经付出的这一段情感,富勒在致爱默生的一封书信中曾不无伤感地喟叹:“我不是僭越者……假如我误踩了边线,一定会退出,将果园归还给合法的主人。”在赴纽约之前的告别信中,富勒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你追求学术,我追求生活。”。批评家将这一论断看成是富勒摆脱爱默生文人团体的影响而“走向心智成熟”的表现。

  促使富勒将目光转向纽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的名篇《伟大的诉讼》(出版时更名为《十九世纪的妇女》)在《日晷》刊载后,反响强烈,但也不乏批评之声。霍桑夫人索菲亚便质疑富勒这样一位未婚女子,如何能勘破婚姻的奥秘。更多的批评文章认为作者的笔力似乎仅限于中产白人妇女,视野过于狭隘,未免以偏概全。雄心勃勃的富勒在友人建议下打算将它扩展为一部著作——更多的创作素材、更广的社会层面、更为庞大的阅读群体,显然没有比纽约和《论坛报》更好的平台。

  富勒在《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大体可分三类:注重文学审美的作家作品翻译介绍、从政治社会学入手的严肃的文艺批评,以及一些短讯和时评。她最为擅长的当然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富勒眼中,批评者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单单是为作品“贴标签”,而是通过鉴赏评判,“过滤”出好的作品。批评家的角色应该是“发现作品中真实的、本质的能量”,并将它传达给读者。和爱默生一样,富勒倡导一种新型的美利坚文学。她认为文学样式必须随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地理环境而更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蒸汽船、铁路、电报等科学发明不仅造就了期刊的黄金时代,也拓宽了文学的范围。她将这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称之为“历史罗曼司”,相当于欧洲人的史诗。用她的话说,“小说就是今日的民谣。通过它了解我们的时代”。由此,她高度评价霍桑的《故事重述》,赞扬梅尔维尔的海洋小说以及科克兰的边疆小说。其实早在1843年,在致友人信中,富勒便将美国作家比喻成在大河边劳作的农夫:历史的长河流逝,大浪淘沙,冲积出一片新的土壤,作家应当像农夫一样善于从这片崭新的土壤中汲取养分,从而创作出属于这个特定年代的史诗。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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