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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热”影响深远 与董其昌和清初“四王”

时间:2019-02-13 21:44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聂世领书法网 阅读:

北京今年的艺术盛宴之一,是“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的百余件馆藏珍品,让观众大饱眼福。 在观看“四王”绘画特展时,会发现清代“四王”与明朝著名画家董其昌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孙晓飞

“黄公望热”影响深远 与董其昌和清初“四王”

明末著名人物肖像画大家曾鲸所画的王时敏像

“黄公望热”影响深远 与董其昌和清初“四王”

清 王时敏 仿黄公望山水图扇页

其实这种艺术的传承并不难理解。明代中期开始,在艺术上占据主流的江南文人,将元代画家黄公望视为画坛领袖,众多江南画家以摹写黄公望画作为荣。明晚期,“黄公望热”深深影响了另一位画家:董其昌。董其昌后来凭借其独特的成就,成为明晚画坛的一代宗师,“四王”之首的王时敏,还曾向董其昌学过绘画。这就奠定了清初“四王”与董其昌,甚至黄公望之间的艺术传承。

在清代,董其昌痴迷黄公望画作的轶事,还一度东传至日本。本期,就通过“四王”的画作,追溯影响画坛数百年的“黄公望热”。

“黄公望热”影响深远 与董其昌和清初“四王”

《山居幽赏图》明代董其昌晚年之作 明代沈周凭记忆临整卷《富春山居图》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明朝采取“二京制”(北京为首都,南京为陪都),明朝中前期均崇尚宋代绘画,文化中心自然是皇帝所在的北京。到了明代中期,南京成为艺术中心。明朝画家多出自江南,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到北京去为皇室服务,而是留在南京,为那里的权贵制作北宋风格的绘画作品。比如戴进和吴伟,引领一时风尚,宋代风格的“浙派”成为画坛的主流。

到了嘉靖中期,文化中心再次开始转移:从南京到苏州。

由于政治纷争加剧,一部分文人开始摒弃“文以载道”的传统操守,开始转向满足私人化“遣兴”,借以表达文化抗议,表明政治上的不妥协态度。

这种倾向表现在画坛,就是“弃宋爱元”,元代艺术家提倡绘画远离政治功能、表达私人抒怀、写胸中逸气的主张,被以苏州文人为首的江南文化巨匠们普遍接受,曾任翰林待诏的文征明,旗帜鲜明地用艺术表达其态度:不为宗室、勋贵、中官(宦官)服务。据王世贞记载,文征明“所最惧者藩邸,其所绝不肯往还者中贵人(宦官)。”文征明成为画坛领袖后,艺术中心也从南京一变而为苏州。

据当代艺术史研究者石守谦先生的研究论著,他认为,元朝末年,“苏州聚集了众多包括学者、艺术家、诗人在内的文士,创造了一个在不安定时代中所能想象得到的最蓬勃的文化景观。”到了明代中期,苏州的士人通过科举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升,也极大地改变了苏州地区在明朝文化版图上的位置,提升了苏州的重要性,并最终成为艺术中心。

元代时隶于平江路的常熟州,到了明代被降为县,隶属于苏州府。元代的常熟画家黄公望,一下子成了苏州画家,成为苏州的艺术“地望”(某一地的名门望族),沈周、文征明这些苏州画坛领袖,都以摹写黄公望画作为荣。

明代时,在元代江南诸画家中,黄公望(别号“大痴道人”)的地位,日渐上升,终于在晚明,不仅将赵孟頫挤出“元四家”之外,还成为“元四家”之首。

沈周早年醉后曾画过一张《仿黄公望山水》,他在上面题跋:“米不米,黄不黄,淋漓水墨余清苍,掷笔大笑我欲狂。”

沈周非常喜欢黄公望,成化年间,黄公望晚年的名作,据说“经营七年而成”的《富春山居图》流落到苏州,沈周大喜过望,得以购藏。沈周对此画十分珍爱,却因误信奸人,被他人巧取不归。他自己后来对此事记述说,“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干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

估计巧取沈周此画的奸人,也应是当地闻达显要,不然,沈周不会拿去请其题跋。“干没”一词是指侵吞别人的财物。但沈周素有“苏州好人”的名声,虽然吃了大亏,却没有提这位当地闻达的名字,显然意在隐匿其恶。

沈周失却《富春山居图》后,对此画念念不忘,不能释怀。他便根据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将《富春山居图》三丈长卷从头至尾临了一本,这就是著名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虽然后世对他的临仿之作评价很高,但他自己却诚恳地说:“远失真,临纸惘然。”

后来沈周把《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送给了一位叫樊舜举的朋友,此人是“苏州节推”,即苏州府的节度推官,是当地的司法与刑事长官。

樊舜举一直留意《富春山居图》在市场上的动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机会,重金购藏。

(责任编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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